优衣库大中华区CMO吴品慧：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 扩大中国市场合作******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7日电题：优衣库大中华区CMO吴品慧：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 扩大中国市场合作
中新财经 左宇坤 石睿
“进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遇，优衣库对中国很有信心，将持续投资。下一步除了以稳健的速度去开拓下沉市场，也将积极拥抱数字化，发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扩大中国市场。”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期间，迅销集团全球执行董事、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CMO)吴品慧接受中新财经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今年是优衣库连续参加进博会的第三年。吴品慧表示，从进博会的早期参与者，到忠实的拥护者，优衣库连年参展体现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希望通过这一国家级平台不断寻找未来发展的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1、我们关注到，优衣库已经连续三年参展进博会，今年在进博会打造了千平米公园式展区，请您介绍一下，进博会给优衣库带来了哪些机会？
吴品慧：我们一如既往地珍惜并且想利用好进博会这个平台。进博会强调创新、开放，这也非常契合我们“LifeWear服适人生”的品牌理念。我们希望通过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面料与服饰设计，更好地展现商品的科技、时尚、品质、可持续。
今年的进博会上，响应“新时代，共享未来”的主题，我们通过1000㎡的“LifePark明日乐境”沉浸式公园空间，打造科技·时尚·品质·可持续四大展区，360度沉浸式展示十大系列产品，为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及全球社会经济、节能减碳所需，赋能创造美好世界的新未来。同时，优衣库实体直播间首次入驻进博会现场，融合线上线下，希望把进博会展示的商品和体验更好分享给全国消费者。
这三年，从各种巨型商品的展示，到针对中国顾客首发的商品，优衣库的许多新品都是在进博会首次亮相，然后在全国推广。受进博会平台的启发和溢出效应影响，我们能够更好地把科技融入展品、展品变成商品、商品变成爆品，继而针对中国的需求设计出更多元的创新产品，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进博会带来的机会远远不只是当下，更多的是在未来。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市场提供更多好的意见和洞察，也能联动更多的全球品牌，多方共创、实现共赢。
2、在中国深耕30余年之后，中国成为优衣库全球第二大市场，优衣库在中国经营有哪些成功之道？
吴品慧：优衣库深耕中国三十年，作为中国纺织行业合作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不只是创造了产业链约百万个就业机会，也在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不断升级，走向世界。
这三十年里，优衣库前十年是在携手本地供应商，打造供应链；后二十年我们开始进入零售，去做品牌、商品跟门店。这二十年里，优衣库长期稳扎稳打，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有接近900家门店，遍布200多个城市，且坚持所有门店都是直营店。同时，除了在一二线城市开店，我们也在下沉到三四线城市。
优衣库一直很稳健地布局中国市场发展。这其实也源自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对中国市场的情感，他经常会和中国的供应商交谈，询问他们的一些建议和反馈，思想也跟着中国市场一起进化成长。
3、如何看待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未来优衣库在中国的投资布局有什么规划？
吴品慧：接下来，在实体的零售投资方面，优衣库将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保持每年80家到100家的速度开店。但更重要的是，跟随着中国近几年数字化发展，优衣库也在积极拓展这样的平台。
从最早在互联网上开设第一家官方网络旗舰店，到这几年和社交平台、直播平台非常多的共创，优衣库和优质消费者们，通过服饰开创了新的生活方式和讯息沟通渠道。优衣库也借助中国数字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探索共赢模式，也把直播等中国的优秀经验引到全世界。
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一项重要议题。作为致力于全民化的服装品牌，优衣库希望通过商品创新更好地推进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人会对空调过度依赖，这会造成过度的碳污染以及资源的耗损。优衣库希望通过快干、透气、吸汗的科技面料，让身体和自然更好地共存，通过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这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绿色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必须要买一件绿色商品，而是可以通过科技设计的运用去爱地球。优衣库也希望做到配合消费者生活，以及跟进市场与政策，去更好地进化。
不管是过去的二、三十年还是未来，我们对中国很有信心，也会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希望通过品牌和商品的引领美好生活方式，与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共同打造一个共生共赢、共创共续的美好未来。(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