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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贝尔恩德·迈尔:“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中新社柏林2月2日电 题:“欧洲首个中国城”如何与中国结缘?

  ——专访德国巴伐利亚州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迪特福特有“欧洲第一个中国城”之称。那里面积不大,设有中文学校、中国博物馆;那里的人不会中文,却常被人称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迪特福特每年2月都会举办富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届时,街头巷尾挂起大红灯笼、窗户上贴起“福”字,居民们纷纷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表演中国式传统节目。

  迪特福特如何与万里之遥的中国结缘?当地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如何?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迪特福特第一市长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德国迪特福特被称为“欧洲第一个中国城”。可否介绍下其与中国的渊源?

  贝尔恩德·迈尔:这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大致在1400年至1450年,那时迪特福特属于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教区,所以主教府派税务官到迪特福特收税。当时迪特福特建有城墙,还有两个大城门。当税务官来到迪特福特,居民们紧闭城门,并在城楼上说:“不,我们不交税,因为主教都不关心我们。”在此情况下,税务官不得不离开,并在书中记载此事。在这本流传至今的书中,税务官们表示,迪特福特居民像筑城墙进行防御的中国人一样。这就是当地居民被昵称为“中国人”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迪特福特逐渐有了“狂欢节”的雏形,那时的表演就有吹奏乐队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欢节”的庆祝规模不断壮大,迪特福特居民被称作巴伐利亚的“中国人”也为国际熟知。有些孩子从幼儿开始就装扮成“中国人”参与到“狂欢节”活动中。这是当地人保持了几十年的传统:在某个周四,人们都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庆祝节日。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将自己视为巴伐利亚的“中国人”。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盛装游行现场。袁金永 供图

  中新社记者:可否介绍下今年“狂欢节”的特色和亮点?

  贝尔恩德·迈尔:今年我们将第一次有一对“皇帝夫妇”参与“狂欢节”表演,以前都只有“皇帝”的角色。届时,“皇帝”和“皇后”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随从队伍。

  扮演“皇帝”和“皇后”的是两个迪特福特人,他们两人确实已经结婚。此外,参与表演角色的还有“中国战士”和“中国厨师”等。

  今年“狂欢节”将在2月16日周四14时开始,先是进行大游行,然后会有戏台表演,人们可以观看“皇帝”和“皇后”并向他们致敬,之后在所有街巷、酒店等展开狂欢。

2019年迪特福特市“中国人狂欢节”上装扮成皇帝(左二)等中国风情角色的迪特福特市民们。袁金永 供图

  中新社记者:迪特福特居民到访中国的情况或对中国印象如何?

  贝尔恩德·迈尔:事实上,访问中国的迪特福特居民并不多。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访问了南京,当时我们是三十人的代表团。在1999年迪特福特乐队也有三十几人到访过北京。此外,商务人员也会在中国和迪特福特间往返。但总体来看,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去过中国。

  基于我们的“狂欢节”,迪特福特居民与德国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思想更为开放。当然,每年能有中国人到访迪特福特让当地人感到开心。比如,来自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或慕尼黑孔子学院的代表团来访。对于迪特福特而言,在街道上能看到中国人散步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去年“巴伐利亚中国之夏”活动为例,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童德发一行访问迪特福特,我们和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流,观看了中国舞蹈和音乐表演。虽然迪特福特很小,但我们为德国巴伐利亚与中国的友谊作出了一些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我要再次强调,只要我们互相交流,就有机会去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

  中新社记者:目前,迪特福特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情况怎样?

  贝尔恩德·迈尔:我们与中国的交流互动会定期进行。诸如,我受邀于1月15日参加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的春节招待会。今年的“狂欢节”,总领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借此我们能够在节庆期间把城市装点成中国风格,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故事。

  我们一直在尝试让巴伐利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产生连接。我们每年都尝试开展新活动,无论是语言、写作,还是绘画、烹饪课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当地的文化宫(Kulturhaus)会特别围绕中国主题举行文化日活动,人们可以学汉字、学做中国菜,迪特福特的中餐馆也会参与进来,确实很棒。

2019年,迪特福特“中国人狂欢节”主角“福高帝”将“御厨证书”颁发给在当地经营餐饮业的华人袁金永夫妇。袁金永是德国中餐烹饪联合会会长、迪特福特“七仙镇酒楼”总裁。袁金永 供图

  迪特福特有两家汽车行业的公司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业务往来,在中国有大量销售及生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伙伴关系非常好,非常积极。

  2014年以来,我们与南京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我计划在2024年带经济界代表团访问南京,对此我非常期待。

  中新社记者:为促进中德友好,迪特福特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贝尔恩德·迈尔:就我自身而言,我去中国已有十次了,到访过香港、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受到欢迎。

  就像我此前谈到的,互相拜访很重要。我们要试图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和结构,不要想当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可能会做伤害我们的事。与之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在德国巴伐利亚可能也不会这样富足。

  如果其他城市间有类似的伙伴关系,就应该用心经营。要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就一定要互相拜访,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沉睡”或停止。进行实地交流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有助于加深对对方城市的了解。(完)

  受访者简介:

  贝尔恩德·迈尔(Bernd Mayr),1968年2月19日出生于迪特福特。自2020年5月起担任迪特福特第一市长。

东西问|金泰万:“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

  中新社首尔12月29日电 题:“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

  ——专访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

  中新社记者 刘旭

  为庆祝中韩建交30周年,由韩国海洋水产部、国立海洋博物馆和中国航海博物馆共同策划的“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于今年9月至11月举行。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为观众呈现了船模、瓷器、绘画和工艺品等300余件展品,以“学、交、漂、艺”四个部分讲述中韩海洋文明交流故事。近日,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介绍韩中海洋文明交流的痕迹,并从海洋史的观点来探索两国间的友好未来可能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视频:【东西问】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陶瓷之路”如何为韩中交往提供动力?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前段时间举行了“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概况,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展品?

  金泰万:为纪念韩中建交30周年、回顾两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筹备了此次展览。因为与上海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共同举办,观众可以欣赏到韩中两国的各种资料与展品。

  虽然合作展览单位是上海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与中国各沿海地区博物馆联系筹备展览,最北边的是位于天津的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还有青岛、泉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博物馆。

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举行的中韩海洋文明交流展。刘旭 摄

  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韩中建交30周年,因此收集展示的展品都为此主题服务,包括历史上主要的人物、艺术品,与海洋有关的记录、书籍或地图,以及中国、韩国的海洋主题的传统画作。

  此次展览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是学、交、漂、艺。具体来说,“学”指的是学术、宗教、思想的交流;“交”指的是海洋文物和商品的交易记录;“漂”指的是在以前危险的海上航行中,航行者经常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天气或风浪等,所以他们可能会随风浪漂到南洋、日本冲绳或菲律宾一带,获救回到韩国后,通过文字或口述记录下这些经历和见闻,这就是这部分展览呈现的内容;“艺”指的是“艺术”,展示从中国大陆传来的艺术品,或是从半岛传到中国大陆的艺术品。

观众参观展览。刘旭 摄

  中新社记者:展览中,有哪些体现了中韩海洋文明交流的特色展品?

  金泰万:这次展览中,观众欣赏到了船舶模型、陶瓷、绘画、工艺品等艺术价值较高的300多件展品,70多件从中国航海博物馆租赁。其中不乏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展品,如新罗时期留唐学者崔致远的代表文集《桂苑笔耕》,以及将中国画技法与朝鲜特色融合后描画半岛东海岸景色的画家郑敾的作品《海山亭》。

展览展出新罗人崔致远所撰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刘旭 摄

  我特别推荐的是船的模型。因为古代航海时期的沉船都掩埋在泥沙下,但偶尔会被渔民或科学家发现挖掘,并被展示出来。这样的船中国和韩国都有,如在韩国发现的中国元朝的“新安船”,还有2005年中国发现的货船“蓬莱3号古船”。这些船的模型,都是展览中的重要展品。

  有趣的点就在于,韩国沿海发现了中国船,中国大陆海边发现的又是韩国船。韩国的船只沉没在中国的海洋,在几百年后又被挖掘出来,在现代人眼前展示。因此,我认为船是韩中海洋交流的最具象征性的表现。

展出的新安船模型。刘旭 摄

  中新社记者:此次展览回顾了中韩两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您认为海洋交流对中韩两国交往起到什么作用?

  金泰万:韩中两国的海洋文化交流历史,从6000到7000年前已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从货运或物流的观念来看,海洋其实是高速通道。尤其是在以前,陆路通道无论是步行还是乘马车都很慢,能运送的东西很少。但海上船运速度快,能装载的东西也非常多,是被广泛选择的物流形式。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海洋的波浪难以预测,具有危险性。如果不考虑气候因素,海运是首选的物流方式。

展出的铜钱。刘旭 摄

  另外,大海的开放性要比陆地强。古代没有签证,海洋上也不存在明显的国界线,尽管不同国家的人语言不同,但他们在海上的通行是比较随意的,交往也非常容易。人们交换物品,也交流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活跃的海上交往,我们的文化繁荣程度不可能发展到当今的程度。

  韩中两国之间的海路被称为“陶瓷之路”,是因为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的黄海是交易陶瓷的核心渠道,相比陆路运送,通过船舶运输陶瓷不仅可以大量运载货物,也不易损坏,因此陶瓷成了韩中海上贸易的最佳商品。

展出的陶瓷。刘旭 摄

  从“陶瓷之路”流入朝鲜半岛的中国陶瓷,经过朝鲜半岛特有的艺术和技术重新发展后,制造出高丽青瓷、粉青白瓷等商品,之后又返销国外。

  通过展览中的很多展品,可以看出韩中之间的相近性。以建筑上的瓦当为例,好几种直接从中国大陆进口而来。这些细小的例证,见证了过去韩中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

展出的瓦当。刘旭 摄

  如今,韩中之间的大型船舶,从青岛、上海等地经过釜山港到全世界,又从釜山港回到天津、青岛、上海,这些船舶运送的货物可能和几百年前完全不同,但这种海上交往对中韩之间的文明交流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自韩国釜山的中海安第斯号货轮在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码头卸货。张进刚 摄

  中新社记者:在未来中韩两国交往和文化交流中,这条“陶瓷之路”能提供哪些推动力?

  金泰万:通过历史展望未来,希望能通过韩中两国互补共赢发展文化的历史来寻找未来发展的动力。

  比如这个展览就是一个开始,明年或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开设合办展览,并涉及更广泛的主题和范围。期待疫情过去之后,韩中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比现在更加频繁,我们可以和厦门、泉州、广州、天津等中国各地的机构和博物馆合办交流展。

  总之,韩中两国都在推行各自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海上交流,通过海路谋求新的发展动力。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过去数千年来韩中之间的海洋文明交流,能够了解这些超越海运、物流、船舶等海洋产业乃至海洋科学技术的海洋合作,并通过海洋交往密切两国间的彼此依赖,加强信任和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金泰万接受中新社采访。刘旭 摄

  金泰万,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1980年获韩国釜山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韩国启明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历任韩国海洋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韩国海洋大学博物馆馆长、韩国海洋大学教授等职,自2020年12月起担任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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