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省市人口为何逆势正增长******
近日,多省市公布了人口数据,截至目前,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市宣布人口正增长。专家分析认为,这些省市的人口增长中既包含自然增长,也有人口迁入的影响,接下来,曾经在出生人口数量上占据第一位置的广东和人口增量曾位居第一的浙江也可能实现人口的正增长。
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的整体趋势下,仍有多个省份逆势实现了正增长。1月29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22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至此,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份宣布人口正增长。
其中,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
但这一增长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然增长”,其中还涉及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需要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一个是机械增长。“某一年的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是自然增长率。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么自然增长率就是正数。如果没有人口的迁出或迁入,自然增长率是正数意味着人口正增长。”
“所谓机械增长,则是指人口迁移,包括迁入和迁出。由于存在人口迁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增长率是正数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正增长,是负数也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负增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多年来是负数,但由于德国近年来接收了大量外国移民,所以近年来的总人口保持正增长。”何亚福表示。
何亚福介绍,2022年,青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7%。,广西为1.43%。,江西为0.25%。,都为正数,意味着这三省出生率都大于死亡率,而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和-2.11%。,代表着两省的常住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净流入人口大于自然减少人口。
正增长背后的经济“磁吸力”
“一般规律来说,人口是往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多的地区流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常住人口的增加主要靠外来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所以全国来看是总量萎缩,个别省份有结构性的增长,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潜力以及背后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
那么,上述省市拥有怎样的经济“磁吸力”。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25%。的江西为例,2021年江西省GDP为29619.7亿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而2022年,江西省的GDP则达到32074.7亿元,同比增长4.7%,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的增速与福建并列第一。人口增长同步进行,2021年末,江西的常住人口减少1.46万人,而2022年江西除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数外,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也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同理再看重庆。2022年,重庆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与之同步的是重庆经济地位的“飞升”。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GDP为29129.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首次超过GDP为28839亿元的广州,进入全国四强。
甘肃的“磁吸力”同样有迹可循。2021年末,甘肃省新增流出人口14.53万人,而2022年,甘肃则逆势新增流入人口约2.1万人。在此期间,甘肃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2年1-12月,甘肃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制造业投资增长46.9%,其中,制造业技改投资、装备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54.4%、68.9%和14.7%。总体上,2022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11201.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5%,增速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大幅前移17位。
广东浙江或也保持正增长
人口实现增长的或许不止前述5省市。
从2021年来看,数据显示,广东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18.31万人,出生率9.35%。;死亡人口61.12万人,死亡率4.83%。;自然增长人口57.19万人,自然增长率4.52%。。当年,广东在出生人口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那么广东是否仍会实现人口增长?何亚福认为,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尚未公布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但按照往年的数据来分析,广东省2022年常住人口可能也是正增长。”
何亚福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中西部省份有大量的年轻流动人口去广东打工。对比“七人普”和“六人普”数据,可以看出,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广东省常住人口就增加了2169万人,增量居全国各省份的第一位。
而在增量方面,2021年占据第一的不是广东,而是浙江。数据显示,浙江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且超过了广东60万人的增量,增加了72万人。
在何亚福看来,浙江与广东类似。“浙江2021年出生人口为44.9万人,死亡人口为38.4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仅为6.5万人,但常住人口却增加了72万人。可见,浙江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受益于人口流入,且可能继续存在人口流入。”何亚福表示,“所以,预计浙江和广东2022年常住人口都是正增长。”
“广东、浙江两省保持住经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就仍旧具备人口增长的基础和潜力。”王军认为,“其实,人口是一个慢变量,短期之内的现象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需要较长时间、连续观察可能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律。但总体上,主要的经济大省应该都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和吸引外来人口的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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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璁